晨晖医院东门外的银杏树下,停了一辆黑色轿车。
这辆车停在那儿已经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据传达室大爷的观察记录,从早上八点到现在,这辆车至少熄了三次火又重新发动,每次熄火之后车里的人就低头看手机,看完手机又抬头往医院东门的方向看,看完又低头看手机,循环往复。
传达室大爷对这种行为做出了精准判断:不是来接病人出院的,不是来送外卖的,不是网约车,是来找人的,而且要找的人大概率不知道他要来。
车门终于在午后一点左右打开了。
银杏树正是一年中叶子最浓密的时候,正午阳光从层层叠叠的扇形叶片间漏下来,落在车门上,落在那双刚踏出车厢的深棕色皮鞋上。
皮鞋擦得很亮,鞋底踩在人行道的水泥砖上几乎没有声响。
从车里出来的人一身深蓝色定制西装,领带是银灰色,领带夹是一枚极简的铂金条。
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左手腕上的机械表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他站直之后先扣上西装扣子,然后抬头看了看晨晖医院东门的牌子,脸上露出一种“好久不见”的表情。
不是那种旅人归来的近乡情怯,是一个离开很久的人看到一件旧物还在原处时,嘴角不自觉地微微动了一下。
陆骁,三十二岁,顾深在华尔街时期的合伙人。
他们一起管过一个百亿规模的对冲基金,一起在纽交所的交易大厅里站过无数个开盘的早晨,一起在凌晨三点的办公室里对着屏幕墙分析过全球市场的波动率曲线。
直到顾深说他要走。
顾深走的那天,陆骁在办公室坐了一整晚,把两个人过去几年做的所有交易记录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对着空荡荡的屏幕墙说了一句:“这人是不是有病。”
现在这个“有病”的人正在神经外科走廊里。
顾深刚从手术室下来,洗手服外面套着白大褂,袖口卷到手肘,手里拿着一杯凉透的黑咖啡。他在走廊里和陆骁面对面站着的姿势很有意思——他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身体微微侧向门框,像是随时准备结束这场对话回去写手术记录。陆骁站在他对面,公文包拎在左手,右手指尖捏着那个牛皮纸档案袋的封口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大概三步——和当年在纽交所办公室里讨论仓位配置时的距离一模一样。
“顾深。好久不见。”陆骁把公文包放在走廊的塑料座椅上,伸手。
顾深和他握了一下手,点了下头:“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你们医院上周发了篇新闻稿——‘晨晖医院神经外科成功完成一例高难度颅底肿瘤切除手术’。我在配图里看到了你的手。拿手术刀的手势和你以前拿马克笔画K线图的时候一模一样。”
顾深没有说话。陆骁把牛皮纸档案袋放在他办公桌上,厚厚的,封口处的棉线绷得有些紧,显然塞了不少东西。“医疗产业基金。首期规模五十亿,投成熟期医疗科技和专科医院。管理团队已经搭建完毕,LP结构也快落地了。你来当管理合伙人。”陆骁拉过那把塑料椅坐下,膝盖几乎碰到办公桌的侧板,“条件随便开——比你在纽交所时的股份比例高三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