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了多少？”

“六锹。”

周师傅点点头：“差不多够烧到南口，到了那儿再补。”

老孙四十出头，在铁路上干了快二十年，是吕刚的师父。

实习这半年，光是烧锅炉的手艺，老孙就手把手教了他不少，什么时候添煤、一次添多少、火候怎么控制、风门开多大，里头全是学问。

七点整，旅客开始上车。

吕刚站在车厢门口，脸上带着得体的微笑，逐一核对车票，引导大家入座。

上来的旅客大多是外国人：几个苏联人高高壮壮，穿着深色的厚大衣。

一对欧洲面孔的男女，看着像夫妻，提着两只沉甸甸的大皮箱。

还有个蒙古商人，裹着件厚重的羊毛袍子，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

“3дравствуйте（您好）。”

吕刚用俄语跟一位苏联旅客打了招呼，顺手接过他手里的手提箱，稳稳放到行李架上。

那位苏联旅客愣了一下，有些意外地打量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问：“你会说俄语？”

“немного（一点点）。”

吕刚笑着应道，语气谦虚，其实他的俄语在同批实习生里数一数二，这都是上学时硬练出来的。

苏联旅客笑了，说了句“Хорошо（好）”，便走进了包厢。

七点三十分，汽笛一声长鸣，震得空气都在颤。

K3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站，墨绿色的车体在晨光中渐渐加速，穿过灰蒙蒙的城区，朝着辽阔的北方驶去。

吕刚站在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望着窗外的北京城一点点缩小、远去。

这是他实习期的最后一次出乘了，跑完这趟回来，就是决定去留的转正考核。

列车驶出北京后，吕刚便忙了起来。

先是挨个儿包厢送开水，拎着暖水瓶轻轻敲门，等里面应了再推门进去，小心翼翼地添满茶杯。

接着是打扫卫生：地毯上落了瓜子壳，他立刻用小笤帚扫干净。

茶几上沾了水渍，赶紧拿抹布擦得锃亮。

“乘务员。”一个包厢里传来俄语呼唤，“能帮我找找眼镜吗？好像落在铺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