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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毕业了，找了份编辑的工作，每天朝九晚五，生活变得越来越规律。开始的时候我还经常去书店找方迟，后来去的间隔越来越长。倒不是我不想去了，而是每次去了之后，回到日常生活里，总会有一段特别难熬的适应期——像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切换，每次切换都要消耗很多能量。

最后一次见方迟，是两年后的一个春天的下午。那天我刚好路过颐和园路，就拐进了那条巷子。书店还在，老周还在门口晒太阳，但方迟不在。老周说方迟三个月前就走了，去了西藏，说要去找一种蓝色。

什么蓝色？我问。

老周摇摇头：他没说清楚，就说是一种他只在梦里见过的蓝色，比天空深，比湖水浅，在别处找不到。他说他要去西藏把那种蓝色找回来，然后画在一面墙上。

我走进书店最里面的房间，一切还是老样子——木格窗、搪瓷杯、那些被翻得起了毛边的书。窗台上放着一个玻璃瓶，里面插着一枝干枯的桂花，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我拿起来看，是方迟的字迹，铅笔写的，和他当初在《国史大纲》扉页上的字一样，瘦长而有力：

我走了。去找一种蓝色。等我找到就回来，也许画在书店西墙上，也许画在你的某首诗里。总之它会出现的，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你要记住，真正的人不会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就像那本被撕掉最后一章的《国史大纲》，撕掉的东西变成了问号，而问号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我热爱过的一切都还在，包括你。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走到院子里。老周依然坐在小马扎上晒太阳，眯着眼睛，像听一段永远讲不完的评书。巷口的槐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嫩绿的，在风里轻轻地晃。我想起方迟说过，每一片叶子都是树在打拍子，树在给风伴奏。我站了一会儿，想找一个不平凡的角度来看这个院子，但脑子里的词都是平常的那些——安静、阳光、老房子、一个打盹的老人。我忽然有点恐慌，觉得我好像正在变成那种讲平凡的东西的人。

但下一秒我又释然了。方迟说过，真正的人从不疲惫，他们热爱一切，希望拥有一切。我此刻的恐慌，何尝不是一种想要抓住更多、看见更多的渴望？这种渴望本身，就是那本被撕掉的书里藏着的问号，就是方迟留给我的、一颗不会停止跳动的种子。

我离开书店的时候，没有回头。我知道我还会再回来，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也许在某个我已经变成一个平凡的人之后的深夜，突然想起这个种满槐树的院子，然后骑车穿过半个北京城来找它。

方迟大概已经找到了那种蓝色吧。或者他还在找。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让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活着的方式本身，就是一首不肯结束的诗。他们疯疯癫癫，热爱生活，爱聊天，不露锋芒，希望拥有一切，从不疲惫，从不讲些平凡的东西。

而我，在二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曾经遇见过一个这样的人。他教会我光会在木格子里打架，星星有声音，树在给风伴奏。他教会我平凡的东西下面，永远藏着不平凡的魂魄。

现在我写下这些，窗外的路灯正一圈一圈地荡开光晕。我听见方迟在某个地方说：看，光的波痕，像不像天空在打水漂？

我笑了一下。是的，像。

我知道我不会忘记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