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得太深，拔出萝卜带出泥，影响太坏；查得浅了，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他这个具体干活的人，被夹在了中间。

“当然，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郑处长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语重心长，“有问题就改，有错就纠，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原则。你呢，就按照这个原则，该查的查，该记的记。

最后形成报告的时候，注意一下表述方式，既要反映问题，也要肯定成绩，更要体现我们刮骨疗毒、自我革命的决心。明白吗？”

侯亮平听懂了。郑处长是来定调子的。查，但要注意表述方式。找问题，但要肯定成绩。说白了，就是要一份既能应付上面检查、又不至于掀起太大风浪的合格报告。

“我明白。”侯亮平垂下眼帘。

“明白就好。”郑处长站起身，拍了拍侯亮平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好好干。这批卷宗复查完了，还有下一批。田国富在纪委干了那么多年，案卷可不少。组织上对你寄予厚望。”

郑处长走了，留下那股无形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侯亮平心头。他坐回椅子上，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卷宗，第一次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他不是在复查案件，他是在走钢丝。钢丝的一边是事实，另一边是大局。而他，必须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才能不掉下去。

又过了两天，一个意外的访客打断了侯亮平枯燥而压抑的案卷复查工作。

那天下午，他正在看一份行贿案的笔录，门被敲响了。进来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者，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帆布包。

老者头发花白，面容黧黑，脸上沟壑纵横，一看就是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