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四月。

随着熊文灿接连招抚刘国能、张献忠、罗汝才等大股流寇，朝堂对此反应极大。

熊文灿的招抚政策从一开始就面临激烈反对。工科给事中沈胤培得知八贼张献忠受抚时上疏力谏，称“诸贼益轻王师，蔓不可制”，但未被采纳。

湖广巡抚余应桂多次警告张献忠“包藏祸心”，指出其在谷城“招纳亡命，购置器械”，并建议先发制人，但熊文灿反以“破坏抚局”为由弹劾余应桂，导致其被逮治下狱。

南京御史林兰友、给事中何楷等言官亦尖锐批评四正六隅主导者杨嗣昌“引古诬今”，认为其借招抚之名行妥协之实，甚至将招抚与“市赏”（对清议和）相提并论，直指此举将动摇国本。

但崇祯帝此时对杨嗣昌信任有加，对这些反对声音一概压制。

除杨凡外，大部分前线将领如左良玉则对招抚持观望态度，从未表态。

另一方面，郧阳抚治戴东旻等地方官虽对招抚疑虑重重，却因受制于熊文灿七省总理权势，只能暗中防范。

而崇祯对招抚政策的支持源于对“速胜”的渴望。

前几个月当熊文灿奏报他协调凯旋军在南阳、双沟捷报，及刘国能归降时，崇祯便是大喜。

随后不久，又得到洪承畴的奏报，称联军在南关彻底剿灭最大流寇闯贼，其中凯旋军杨凡出力不少，崇祯更加欢喜。

察觉到流寇在洪承畴、熊文灿、杨凡的萝卜大棒下，好似即将尽灭，于是他不仅下诏褒奖，采纳杨嗣昌建议，甚至在平台召对时称“招抚非示弱，乃为百姓计”，并默许熊文灿给予张献忠部谷城管辖权，以此速定。

这种态度在崇祯十一年五月，崇祯得知张献忠和罗汝才已经就抚后的诏书中尤为明显：“贼党既已输诚，当开其自新之路。尔等宜严饬地方官安插抚民，毋致流离失所。”

但随着弹劾的人多，皆奏报张献忠在谷城“拥兵自重，索饷无厌”，崇祯也察觉到事情并非熊文灿表面说的那般美好，其态度也跟着逐渐动摇。

他多次密谕熊文灿，让其“阴为防范”，并询问兵部“若张献忠复叛，当以何策应之”。

但熊文灿却为维护个人威望，始终坚称“献忠已悔悟，不足虑”，甚至在张献忠拒绝调动时，仍替其辩解“贼众新附，宜宽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