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解决之道。”初颜抬起头，目光清冽，“必须有一套能从根本上遏制兼并、保护小农、引导产业良性发展的长远之策。”

她连续数日召集劝农司核心官员、精通律法的幕僚、乃至几位信奉儒家“藏富于民”理念的清流学士，闭门商议。

众人引经据典，分析前朝土地制度得失，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限田令”，严格规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

有人建议加重大规模土地交易的税赋，提高兼并成本；还有人提出，应强化“推广社”的地位，使其成为能与豪强抗衡的集体力量。

初颜仔细聆听着各方意见，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系统、且更具操作性的方案框架。她深知，在不动摇国本的前提下进行改革，需刚柔并济，既有雷霆手段，也需怀柔策略。

数日后，一份由初颜亲自草拟、名为《定民策以安天下，兴农本而固邦基》的万言奏章，被郑重地呈送到了皇帝的御案之上。这份奏章，远不止于谈论红焰薯，而是直指帝国农业和土地问题的核心。

奏章开篇，初颜并未急于提出具体措施，而是首先深刻阐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结合去罗旱灾的教训和当前红焰薯推广带来的新情况，详细分析了土地兼并加剧可能导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社会后果，以及大量自耕农破产对朝廷赋税、兵源和社会稳定的毁灭性影响。

其言辞恳切，数据翔实，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接着，她才提出了系统的“固本三策”：

其一，“均田限垦”。

她建议，由朝廷下令，对各州县人均耕地占有情况进行普查，设定一个合理的“占田上限”，并非一刀切地剥夺超额土地（那将引起巨大动荡），而是对超出部分，阶梯式加征“累进田赋”，使得持有大量土地的成本显着增加，抑制进一步兼并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