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暗中散布流言，称“红焰薯耗费地力，种过之地三年不得复种他物”，或“朝廷保底收购乃是空头支票，秋后必变”等，动摇民心。

其次，是来自传统粮食利益集团的隐形对抗。那些控制着大量土地、仓储和流通渠道的豪强巨贾，敏锐地意识到红焰薯的普及将极大削弱他们对粮食市场的控制力，影响其垄断利益。

他们虽不敢明着对抗朝廷，却利用其影响力，在地方上或明或暗地阻挠土地流转用于种植红焰薯，或利用其在商会中的势力，干扰红焰薯的加工、销售环节，试图从产业链上对其进行封堵。

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局面，初颜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对于地方官僚的拖延和阳奉阴违，她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一方面，她以“劝农司”的名义，向各地派出精干的“宣慰特使”和“巡查御史”，这些特使手持圣旨和劝农司令牌，有权直接听取民意，核查进度，对执行不力、敷衍塞责的官员，轻则申饬，重则记录在案，提请吏部考核时予以降黜。

另一方面，她奏请皇帝，将红焰薯推广的成效，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与升迁赏罚直接挂钩，并设立“推广卓异奖”，对表现突出的州县官员和吏员给予重奖。

这一手，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也让那些企图敷衍了事者不得不慎重对待。

对于来自经济层面的阻力，初颜则采取了更为灵活和市场化的手段。

她鼓励“劝农司”下属的商曹，主动与那些并非敌对阵营、且有远见的商人合作，建立官督商办的红焰薯加工工坊，如淀粉坊、粉丝坊、酿酒坊等，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让种植红焰薯的收益更加可观，从而吸引更多农户参与。

同时，她利用之前与南方粮商建立的联系，进一步拓展红焰薯的外销渠道，甚至开始探索通过海路向外邦销售的可能性，以消化可能出现的过剩产量，稳定价格预期。

此外，初颜格外重视信息的畅通与民意的反馈。她在“劝农司”设立了专门的“舆情房”，负责收集整理来自各地关于推广情况的汇报、民间反映的问题以及出现的各种流言，并及时做出研判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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