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初颜的改革奏疏还未呈上，一场针对她的新的风波，已悄然借助漕运之事掀起。

这一次，发难的方式更加隐蔽和刁钻。

首先发难的，是几位掌管国库开支的户部老臣（并非王琮、崔浩一党，而是相对保守的技术官僚）。他们在一次关于河道修缮拨款的议事中，纷纷诉苦：

“陛下，近年来北疆用兵、赈灾、清丈田亩、推广新薯，开销巨大，国库已然吃紧。此时再兴大规模河道工程，恐力有未逮啊！” “是啊，漕运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一处置不当，引发漕帮动荡，断绝漕粮，京师震动，谁能担此责任？” “不如暂缓此事，待国库充盈，再从长计议。眼下还是应以稳妥为上。”

他们的言论，看似站在国家财政的角度，持重稳妥，实则是在为改革设置障碍，拖延时间。

紧接着，市井之间，关于漕运改革的“担忧”开始流传开来： “听说了吗？公主要动漕帮了！以后运粮都得官船来，运费是可能降点，但那些靠水吃饭的船工、脚夫怎么办？岂不是要断了好几千人的活路？” “是啊，官府办事，哪有私人灵活？到时候手续繁琐，拖延时日，新鲜的粮食运到地方都霉了！” “据说还要加征‘河道捐’来修河呢！最后还不是摊派到咱们老百姓头上？”

这些流言，巧妙地将改革可能带来的阵痛放大，挑动底层民众和漕运从业者的恐慌情绪，将矛头隐隐指向倡议改革的初颜公主，给她扣上“与民争利”、“不顾百姓死活”的帽子。

更阴险的是，几份来自江南富庶之地的奏疏也恰到好处地送达御前。奏疏中以地方乡绅、粮商的名义，言辞恳切地表示拥护朝廷新政，但对漕运改革表示“忧虑”，声称“漕帮虽有小弊，然运行多年，自有其章法，骤然改动，恐生混乱”，建议“徐徐图之”，实则还是反对。

小主，

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看似立场各异的反对声音，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稳妥”和“担忧”的声浪，试图将初颜的漕运改革提案扼杀在摇篮里。

初颜在值房内，听着各方的反馈和惊蛰收集来的信息，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这一次，对手学聪明了，不再直接攻击她个人或红焰薯，而是抓住了“财政”、“民生”、“稳定”这几个看似无可指摘的点，进行迂回包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