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的处罚并不算真正的处罚，因为只要没有剥夺他们两个的镶红、正红旗主的名分，那么不管其爵位是从郡王降为贝勒或者从亲王降为郡王，对他们来说羞辱的意味远大于实际的伤害。

事实上，真正的处罚是剥夺了罗洛浑、满达海他们留在盛京城内的八旗留守牛录。

其中，多尔衮将正红旗在盛京城内的留守牛录，包括人丁、家产，以及城外与后方的庄屯，全都划入了自己的正白旗，而将属于镶红旗的盛京留守牛录等人丁、家产和一应庄屯，调拨到了正蓝旗下面。

通过这一处置手段，效忠于多尔衮的正白旗、正蓝旗实力得到了一定的补充，累计立得十几个牛录的披甲、人口与财产。

好在为了掩饰自己有点过于难看的吃相，为了堵住某些人的嘴，多尔衮也对两红旗做了一定的补偿，不仅同意了他们对正红旗汉军家眷和财产的处置，而且在处罚罗洛浑、满达海的旨意之中还增加一道分外开恩的特旨，恩准两红旗将敖汉、翁牛特、乃蛮等部落余丁、妇孺等一切人口，编入旗下牛录。

当然，这也是常规做法，早在老奴奴儿哈赤时期和黄台吉时期，就经常这样做。

如今，多尔衮不过是依照惯例而为罢了。

搁在过去，对敖汉、翁牛特、乃蛮等部落余丁、老弱妇孺等人口来说，这就算是正式入了“大清国”两红旗的旗籍了，算是成了铁杆庄家了。

在曾经鼻孔朝天、目空一切的满八旗贵族们眼中，这尼玛还是对边外蒙古部落忠心效力的一种奖赏，是主子对奴婢难得的一种恩典。

对两红旗来说，多尔衮在打了他们一个巴掌之后，又给了他们一颗甜枣吃，多多少少也算是补充了点旗下人口，虽然不至于因此就对多尔衮心怀感恩，但是不要白不要。

他们对于落难的或者失去了自保之力的蒙古部落，从来也没有什么怜悯之心，到了需要吃掉对方才能壮大自己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犹豫不决。

崇祯十六年的五月初九，多尔衮在盛京城内咬着后槽牙，心有不甘的同意了内秘书院起草的旨意，做出了广宁城失守后他对两红旗以及相关事务的善后处理。

一向心志坚定的多尔衮，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这么大的妥协和让步，一方面固然有盛京城内人心浮动，两黄旗王公大臣为他们说情开脱的缘故，但是另一方面，来自长勇堡、虎皮驿两个方向的军情急报，也在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因为，就在五月初八日傍晚，洪承畴、祖大寿亲率辽西各路兵马主力，分为左中右三路，共计约八万余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到了距离“长胜堡”不远的辽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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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取得广宁大捷和正安堡大捷的辽西各部明军，虽然伤亡不小，但士气依旧相当高昂，三路庞大的马步、车炮、粮草与辎重队伍，如同三条见首不见尾的长龙，在辽河以西的旷野上，自西向东，滚滚而来。

这样的声势，自然掩藏不了行踪，他们刚一抵达“长胜堡”河段的辽河西岸，就被散布在辽河东岸与蒲河西岸之间的清虏巡哨所发现。

虽然预定的渡河会师地点，即长胜堡，已经在几天前被杨振派出去的卫队骑兵千总哈喇把兔率兵占领，但是哈喇把兔马队人少，并不足以将活跃在“长胜堡”以北沿河地带的清虏巡哨全部驱逐或截杀。